關于龍賽羅的人生哲學
怎么說呢，人年輕的時候都有過自己的黃金時代。我有個也許聽起來有點自戀但很實在的人生信條：生活就像環(huán)法自行車賽，是分賽段的，每個階段都有它的意義，你得盡情去體驗。
我總是努力在不妨礙別人的前提下享受生活，享受每一件大大小小的事，尋求與他人的共鳴。當然，皇馬一直是我生活的核心，這點我從不否認。但說真的，生活給予我的饋贈，恐怕遠遠超過我應得的。
很精彩的人生哲學。那么，您最初是如何起步的？聽說您來自一個普通家庭，是怎樣一步步建立起與足球、與皇馬的聯(lián)系的？
對，我出生在拉曼恰，一個漂亮的小鎮(zhèn)。家里有父親和兩個姐姐，我是老幺。我們姐弟幾個出生時還有接生婆上門，你就知道我們這代人的年紀了。
大概一歲半時，父母就搬到了馬德里，住在我祖父在卡拉班切爾區(qū)買的房子里。我在那里長大，我愛卡拉班切爾。不過那時候，那兒可是馬競的地盤，跟現(xiàn)在滿街皇馬球衣的景象完全不同。那時候沒什么商業(yè)營銷，球衣都得自己縫隊徽。我父親是長途客車司機，總在路上奔波。所以家里條件普通，我和姐姐們必須努力學習，都靠獎學金上的大學。幸運的是，我們都學得不錯，走上了各自的道路。我從小就想當體育記者，骨子里那股倔勁兒幫了大忙，讓我能在這行堅持這么多年。
令人敬佩。那您對皇馬的熱愛又是如何點燃的呢？在卡拉班切爾那種馬競氛圍濃厚的地方上學，應該有很多對立的影響吧？您什么時候發(fā)現(xiàn)自己成了皇馬球迷？
這得感謝我小時候看的一場比賽。我大概六七歲，印象里是一場皇馬客場對貝蒂斯的比賽。皇馬0比2落后，最后時刻扳成1比2，然后在補時階段瘋狂地追平了！我記得皮里一個魚躍沖頂進球，他是中場，現(xiàn)在是皇馬的名譽主席。他是個硬漢，頭破了纏上繃帶照樣踢。那個進球讓我徹底興奮了。從那時起，我就被吸引了。還有件事影響很深：我8歲時，父親常給我講那些歐冠故事，像傳奇一樣。他講過1957年在伯納烏對佛羅倫薩的決賽，他就在現(xiàn)場。就這樣，我聽著傳奇愛上了皇馬。
8歲那年，我的路易斯叔叔（他沒孩子，也是皇馬球迷）對我爸說：“我周末來馬德里，想辦法弄幾張票，帶這孩子去伯納烏見識見識。”我爸當然高興。那是對陣拉斯帕爾馬斯，我記得是十一月，冷得要命。一走進球場——雖然不像現(xiàn)在這么現(xiàn)代，但當時能容納十萬多人，因為六成看臺是站席。
有趣的是，我叔叔因為沒孩子，手頭寬裕，買了主席臺旁邊側看臺的座位。我記得伯納烏先生就出現(xiàn)在離我們大約30米的地方，穿著無可挑剔的西裝，戴著灰色帽子，威風凜凜。我才8歲，被鎮(zhèn)住了。但更震撼的是球場的聲浪和人群。那時候還有很多穿著白大褂的小販叫賣“一小杯白蘭地！”，因為水泥座位太冷，他們還賣印著Rex香煙廣告的坐墊，讓你坐著暖和點。盡管回家路上花了2個小時，要倒兩趟公交，但我完全不在意，興奮極了。
父親看在眼里，于是決定讓我們成為會員。我們等了五年多的名單，終于在1981年9月，我成為了皇馬會員。盡管后來當了記者，有人威脅說記者不能當皇馬會員，但我從沒理會。今年是我作為會員的第45年，如果健康允許，我希望到2031年能拿到皇馬的金質徽章，那會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時刻之一。
這中間有過阻礙嗎？當時記者身份和俱樂部會員身份沖突，外界怎么看？
當時在行業(yè)里，這名聲可不好。我在《世界報》時，有人跟我說：“托馬斯，要是主編知道你是皇馬會員，你就完了。”我說：“憑什么？我報道皇馬時該批評照樣批評。這是我私人的事。”
而且我當時主要報道籃球，足球我是以球迷和會員身份，和父親一起去看的。我就像個孩子一樣享受比賽，盡管那時已經(jīng)是記者了。正因為這樣，我親身經(jīng)歷了80年代所有那些著名的歐洲大逆轉。
兒時偶像是誰？哪個球員最能點燃您的激情？
第一個讓我愛上皇馬的是皮里，他是全能戰(zhàn)士，用現(xiàn)在的話說就是“B2B中場”。他能進球、能搶斷、能罰點球，甚至后期還能踢中后衛(wèi)，幾乎無所不能。但后來讓我徹底癡迷的是華尼托。我愿意為他做任何事。很多人說他是個瘋子、痞子，隨他們說吧。
華尼托就是純粹的皇馬精神，他愛皇馬勝過一切。我覺得他代表了我，因為他是一個為皇馬效力的皇馬球迷——他實現(xiàn)了所有球迷的夢想。我們球迷都想為皇馬踢球，但技術不夠；而華尼托作為一個皇馬球迷，他真的在為皇馬踢球，所以我們和他有強烈的共鳴
您是如何踏上新聞工作的？您最初是做扎實的新聞報道的。您是怎么從報道籃球轉向足球的？作為眾所周知的皇馬球迷，您如何在報道中把握分寸？
在私人圈子里，我從不掩飾皇馬球迷身份，這沒問題。我大概在87、88年左右從Colpisa通訊社起步。這是一家為西班牙各大地區(qū)報紙供稿的知名通訊社。我暑假去實習，但我和別人不一樣：規(guī)定工作時間是中午12點到晚上7點，但我每天上午10點就到，晚上12點才走，因為等一位順路的同事一起坐地鐵回家。
結果呢？那里的負責人每天發(fā)表三四條新聞，而我這個實習生，每天能發(fā)表八到十條。暑假結束時，負責人對我說：“托馬斯，我得告訴你，這是第一次有實習生發(fā)表量幾乎和體育主編一樣多。”我說：“先生，我只是喜歡寫作。”他說：“不，看得出來。所以我們決定聘用你。”
我那時很狂熱，甚至決定整個夏天一天都不休息，因為那是我人生的機會，而且我覺得工作比閑著更有趣。當然，我晚上也會和朋友出去玩，然后沖個澡，睡很少，但第二天照樣精神。我沒有過苦行僧的生活，但我說，這個機會不能錯過。干了三年后，1990年我被《世界報》聘用。
到了《世界報》，主編說需要有人志愿報道籃球。雖然我一直做足球，但我也喜歡籃球，就說：“好吧，我來。”我干了差不多10年，直到2001年加盟《阿斯報》。但在那些年，我還報道了兩屆奧運會——92年巴塞羅那和96年亞特蘭大。我報道過射箭、帆船、柔道、場地自行車……幾乎所有項目。所以有人說“這家伙只懂足球”，其實我報道過很多項目。我熱愛奧運會，非常享受。
聽您講述這些，觀眾可能很難把屏幕前激情澎湃的評論員和背后這位閱歷豐富的記者聯(lián)系起來。我們之前采訪過羅馬諾，他代表了現(xiàn)代記者的成長路徑。在您那個沒有互聯(lián)網(wǎng)的年代，您是如何挖掘新聞、獲取獨家信息的？
我每次去大學講座都會告訴學生：你必須“在街上”。現(xiàn)在科技發(fā)達了，獲取信息更容易，但也更復雜，因為獨家信息只有你自己能拿到。手機、社交媒體給不了你獨家。你必須和人交談，讓他們告訴你別人不知道的事。在八九十年代，沒有手機，沒有互聯(lián)網(wǎng)，沒有谷歌。我的“谷歌”是一個裝滿文件夾的柜子，上面寫著“皇家馬德里”、“巴塞羅那”、“西班牙足協(xié)”等等。我從《阿斯報》、《馬卡報》等所有報紙上剪下有用的信息，分類存放。那就是我的數(shù)據(jù)庫。
舉個例子，我剛進Colpisa時，通過朋友要到了剛上任馬競主席的赫蘇斯-希爾的電話。我打過去說：“您好，赫蘇斯先生，我是Colpisa的龍塞羅……”他立刻說：“小伙子，你想要什么？”我說：“就想跟您聊聊。”結果他跟我聊了半個多小時，天南海北。掛了電話，老同事們都驚呆了：“你真的和希爾聊了半小時？”就這樣，我開始掌握了門道：必須與人交談。
我參加所有訓練課，無論天氣。那時只有七八個記者，不像現(xiàn)在有八十個。我還有一次幸運的經(jīng)歷：大學時有一門課要求采訪一位名人。我通過朋友聯(lián)系到了當時已是皇馬和西班牙國家隊球星的布特拉格諾，他因傷在家休息，同意接受采訪。我用一個老式錄音機采訪了他一個多小時。后來我把整理好的采訪交給教授，她甚至懷疑是不是我編的，因為采訪到布特拉格諾在當時幾乎不可想象。但那是真的。后來當我去皇馬訓練場時，布特拉格諾還記得我，我們很自然地聊天。我也因此認識了米歇爾、烏戈-桑切斯等球員。
那時候記者常收到各種發(fā)布會邀請，我們稱之為“飯局”，因為常有禮物。我們去一些球員常去的迪斯科舞廳，巴列卡諾和馬競的球員常去，偶爾也有皇馬球員。你去打招呼、聊天，他們就會告訴你更衣室的故事、和教練的矛盾等等。第二天，你就有了一手獨家信息。就是這樣，我慢慢熟悉了這個行業(yè)，也愛上了它。我們還會去球員常去的餐廳。就這樣，你認識圈里人，要電話號碼，不斷互動、互動、互動，盡量少待在編輯部。我就是這樣起步的。
確實，很多關系都是在非正式場合建立的。您是否感覺到，有些球員會刻意與記者搞好關系，希望通過記者傳達某些信息？
確實，尤其是年輕記者，更容易接觸那些非絕對主力或非超級巨星的球員。因為替補球員自然希望得到更多關注。如果你和某個上場時間不多的球員成了朋友，你可能在報道中提一句：“雖然他只在最后15分鐘上場，但看得出他有能力，值得更多時間。”所以，我們往往從那些不那么出名、媒體分量較輕的球員開始。但這反過來也為我們接觸球星打開了門路。如果你和他的隊友關系好，也許有一天隊友會說：“嘿，我給你介紹一下某某球星。”這樣你就認識了。
比如耶羅，他一開始讓人肅然起敬，很難打開話匣子，但一旦認識了，他就非常隨和。總之，這取決于球員性格。我很感激這段經(jīng)歷，因為并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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